在当时，既没有发达的跨地区商品市场，又没有保险和借贷市场，因此，频繁的旱灾等同于长久持续的大面积饥荒。
然而，在实践中，哪怕指数编制得再精细，各种影响因素考虑得再全面，用之来评判金融部门的行为时，始终难以在借、贷双方之间找到共识。如所周知，中国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对发达经济体的学习过程。
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快就把建立更先进的金融体系的任务摆在中国改革者的面前。这个更先进的金融体系，不仅能够继续为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提供长期资金的支持，还应能为改善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提供助力，更能为着眼未来但充满了风险的创业资本提供激励。在内容十分充实的前言中，这些问题以德国金融印象之题首次集中展现，并进行了初步梳理，发挥了为全书导读的作用由于企业利润纳入国家财政，企业基本上没有内源融资的能力。正因为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的剧烈波动，都强烈影响着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
作为专业且负责任的宏观调控机构，央行始终坚持自己严防金融风险的立场，但是急切之间却难以找到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各方的汹汹指责。如今得到这样一部凝聚几位专家学者智慧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当然不愿放过了解和研究的机会。凯恩斯又提议设在纽约，美国还是不同意。
这张照片被广泛传播，给世人展示了一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受援国颐指气使的姿态。但是，2008-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欧洲和其他地区遭受严重影响，国际基金组织非但没有关闭欧洲受困的银行，还给钱进行纾困。六十年代，亚开行成立的时候，我们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台湾和香港加入了。国际上有些国家及其政界人士，在开始的时候，对我们的疑虑是非常大的，他们也意识到，成立亚投行，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为了简单地搞基础设施，他们很担心对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冲击。
重大政策、吸收新成员、选举行长，需要特别多数，即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四分之三以上的票数，即75%。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暂时关闭外汇市场，才有必要性。
中国一再说明，我们无意推翻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同样也是受益者。但是，为了要吸引这些国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这和我们今天的世界银行是不同的，因为后来的世行有了更多组成部分），以便能为很多国家提供资金，进行重建。21世纪，中国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有能力可以担当此事的。此后，中国人一直在亚行有一位副行长，中国在亚行的作用也加大了。
中国从一开始就诚心诚意地邀请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加入。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国际谈判，不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但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考虑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次，亚投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科技相当发达了，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这面都领先了。
国际上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已经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新的格局，诉求也不再一样。按照章程，通过一般的议题，简单多数，即50%。
进入专题：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当年各国是如何设计这个战后体系的？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到今天，有什么地方依然有效，有什么地方已经失效？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对指导中国在新的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不能和平地渡过这个重大历史关头，所有国家都将面临灾难。严格控制流出，使得在外已经签订了投资协定的企业无法兑现承诺，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国家、对整体形象、契约精神和公信力，都是有伤害的。美国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教训，决定要帮助欧洲国家重建，同时也不要求欧洲国家立即偿还美国的债务。当时，代表英国的凯恩斯提出，把布雷顿森林机构设置在伦敦，但是美国不同意。现在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从金融、工业基础、高科技等来讲，发展中国家的成就也是可圈可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个新美国，尽管美国当时的国力无出其右，但作为新生力量，美国既有强势表现的冲动，又有团结大家，特别是欧洲诸国的意愿，它在很多方面还是比较讲道理的。
中国需要有更大的担当，通过努力，中国实现了三大目标：中国是最大的股东，中国人担任行长，总部设在首都北京。比如，当世界银行对一个国家的贷款达到上限了，不能再贷款了，我们亚投行就补充资金，并由世界银行继续起主导作用，亚投行配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还是大股东，影响力当然很大。但是，我们中国没有发言权，主要是英美两国在博弈。
我认为，在开放金融市场的条件下，宏观上的操作，需要有相当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实际效果将适得其反。但是，之所以规定亚行成员也可以参加，主要是为了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以便为个别非主权经济体加入亚投行提供章程上的依据。
有些人有一个误解，好像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经济体了。所以，《华盛顿共识》看上去似乎代表着真理，但是它对很多国家来说，其实并不适用。我说，这有什么惊讶的，这不就是国际机构么？我们不能平时讲国际标准，最佳实践，遇到实际问题，就想不通了，另搞一套。用人民币结算的那一部分，就是外汇储备，应该要加进去。
第三、如果国际多边机构的治理架构和运行模式不改革，也很难适应新时代要求。1960年代初，日本为什么决意要成立一个亚行呢？因为世界银行不一定能够满足区域国家的要求。
但是，欧洲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票数加起来，也可以超过75%，加起来也有集体的否决权，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很好的平衡，解决了心头之忧。在韩国股市，外资占33%，在印度股市，外国占16%，也比我们多。
如果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利益最终也是保不住的。我作为独立咨询专家，参与这个文件的审议。
改了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好处，因为发展中国家以前美元少，现在美元多了，为什么把这个规则改掉？一美元一票的规则不能变成一国一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主要国家都在思考，如何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相比之下，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股市占35%，债市41%，银行资产占13%，因此是高度开放的。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通胀、汇率，都是如此。
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把印尼苏哈托给搞下台了，在国际基金组织的压力之下，印尼被迫关掉十七家商业银行。但是我们具备有利的条件： 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大，体量大就不容易被颠覆，体量大就有回旋的余地。
他们之间的较量的焦点是，国际经济体系到底要维护哪个国家的利益？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是，一方代表英国的利益，一方代表美国的利益，同时，双方也还要代表全球的利益，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拥有这样的政治远见是很不容易的。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国，更多是当学生，多学习，现在也可以当老师，给别人上课了。
如果只是一些借款的小国加入进来，先不用说评级问题，整个银行高标准的形象就很难支撑起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成了一个话题，很多国家提出了挑战：是不是需要改革？能不能改革？应该怎么改革？由谁来改革？所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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